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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录】刘凯湘:淡泊名利 潜心做学

编辑: 资讯082 韩晓 杨宇萌 | 来源: 资讯中心 | 发布日期:2010-06-06 访问量:

 

人物概况:

刘凯湘,男,1964122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湖南攸县人,1984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商学院法律系任教,19995月调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民商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员,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兼职教授。1992-1994年曾两次赴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进修、访问,同时以中方引导教师身份赴芬兰讲授中国商法。曾赴日本、美国等国考察、访问。

著作:《论经营权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市场经济的法律学问思考》,《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学分析》,《我国合同违约状况分析》,《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等。

手机铃声又一次响起,第三次打断了刘教授和记者之间的谈话。刘教授站起身,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句“对不起”。客厅里,刘教授一家的全家福挂在洁白的墙面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往里走,每一间屋子都收拾的整整齐齐、一尘不染——除了刘教授正在使用的书房。最近刘教授正在赶一篇有关合同法的稿子,满桌的稿纸、资料,发热的电脑,房间里到处都是工作的痕迹。

这样的忙碌对于刘教授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了,为了赶稿子,熬夜几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据他的夫人说,刘教授经常写稿子到晚上两三点,之后早上起来继续写。不过刘教授倒是不以为然,他说只要碰到自己喜欢的课题,不但不觉得累,还会反复思考,直到自己觉得没有问题了才肯发表。有时候,就算文章已经发表出去,他还会时不时地细细琢磨。刘教授说,做知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会像刚开始一样,不管写什么都敢拿出手。现在,他写稿子都会很慎重,总是希翼自己能够写得更好,所以更是精雕细琢,呕心沥血。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教授身体素质非常优秀,即使经常超负荷地工作,看上去却还是比同龄人年轻了许多。从前有人看刘教授身体素质好,便开玩笑说:“你这么好的身体条件,应该去当总统。”没想到刘教授却说:“不,我还是做老师的好,做老师可以做知识。”刘教授说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当年威尼斯赌场所有网站曾想任命刘教授当法学院院长,刘教授拒绝了,并且重复了和朋友说过的那句话:“不,我还是当老师的好,当老师可以做知识。”

教授喜欢做知识,这是不可否认的。当记者和刘教授谈起他热爱的民商法时,刘教授就像上了战场的战士一样兴奋,不停地翘起二郎腿,又放下,支起身体,又窝进沙发,嗓门也会变得比平时说话大一个分贝,同时,他的双手还会根据自己说话的内容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不是做行政工作、做生意的材料,我不会,也不想去做,我就适合做知识。”这句话在记者和刘教授的谈话中出现过三次。刘教授告诉记者,他向往一种自由,一种无拘无束,而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可以安心做知识的自由。老师这个职业,是最能满足他这种需要的职业,“做老师可以让你的思想自由,让你的品质自由,可以让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刘教授这样阐释。

不过,说到为什么会当上老师,刘教授还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北京商学院的徐学鹿教授。刘教授将他视为恩人,也是一位他尊重的师长。说他是恩人,是因为他帮刘教授迁来了户口,安排了家人,让他没有顾虑地踏进了教师的门槛;说他是师长,是因为他在做知识这方面教会了刘教授正直、勤奋。刘教授回忆说,徐教授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年长或者对他有恩而不让他发表自己的言论,相反,他还很提倡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热烈而和平的争论”。两个爱做知识的人,提到自己喜欢的话题,都会嗓门提高、手舞足蹈,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最后往往还是各持己见。不过,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刘教授的才华才得到了展示,学术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后来,刘教授被调到北大工作,徐教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给他写了推荐信。时隔多年,当刘教授再次想起威尼斯赌场所有网站时,内心还是充满了感激。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校园,有着亲密的同事,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还有着自己青春的记忆。

如今,曾经的青年教师已经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了,正在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做知识”的思想传达给学生们。他觉得,社会上虽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但只有不求名利、潜心做学的人,才能够以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以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上午1100,记者完成了对刘教授的采访,本来还想再问些问题,但是时间不够了,因为1130还要有人来刘教授家里谈稿子的事情。

教授亲自把记者送出门,并一直目送着大家走远。

精彩对话:

1、大家知道您写了许多论文和书籍,听说您为了著书曾经每天写到半夜两三点,是这样吗?在您所有的著作中,您写得最辛苦的是哪一本?

应该说我所有的书都写的很辛苦,要搜集大量资料,做大量工作,要是让我选出最辛苦的一本还真的是很难。因为做知识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您不会像刚开始一样,不管写什么都敢拿得出手,现在我会很慎重,不会轻易把它发表,总是希翼你能够写的更好,所以更是费心思,所以真的是精雕细琢,呕心沥血。写不一样的书会有不一样的心情。有的时候写自己不感兴趣的,就想着快点交稿,但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那心情就很高兴,就会反复琢磨它,就算已经发表出去了,我还是会琢磨。

2、面对那些曾经和您擦肩而过的名利,您悔恨过么?

不悔恨,我觉得自己不是做行政工作的料子,我就适合做知识。我自己向往一种自由,一种随心所欲,不被什么拘束,可以自由地做知识。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最能给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它可以让你的思想自由,让你的品质自由,我不用像在别的地方工作,领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可以自由地向我的学生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3、您觉得中国现在缺少您这样做知识的人吗?如果大家想多一些像您一样做知识的人,中国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改进?

社会上需要各种各样的人,需要追求名利的人,也需要熟悉官场的人,都应该有。一般做知识的人都有这种淡薄名利的心情,只要能让他们衣食无忧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不会因为一些功利的东西去判断事物,而是以这个人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中国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失败的,它是反科学的,它完全遏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大家都为了考试而学习,学了许多东西,但是对人格也好,品质也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4、当年您在商学院教书的时候,有很多老教授非常看重您,也帮您了很多忙,例如徐学鹿教授,听说您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师长和恩人,是这样吗?

1989年的时候我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借贷所、农业部和国务院农业中心等联合搞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运行状况。当时我有很多会要开,但是又有很多课要上。后来我就和徐教授说了这个情况,当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帮了我很多忙,后来等这个课题结果出来之后,他特别满意,特地把它放到领导面前进行展示。像这样的事徐老师帮了我很多的。

其实商学院还有一位老师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叫苏志平,是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我93年左右想过离开商学院,去下海做生意,当时年轻老师的工资很低,大家一家人和另外一户人家挤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加上当时大家的女儿刚刚出生,所以生活很拮据。当时我的同事里有很多人都出去做生意了,我就也想出去多赚点钱,可以说那时候我的生活很迷茫。后来我把辞呈交给苏老师看,苏老师当时说“我再考虑考虑吧”。后来有一天晚上,苏老师突然跑到大家家来,当时我特别吃惊。苏老师看了看大家住的房子,说:“条件还真是不好,不过你别因为这个就去下海啊,我知道你喜欢做知识,你不是做生意这块料。这样吧,你干几年再说吧,到时候等我退休了,你再怎么走我都不管你。”当时他说得很真诚,我也特别感动,于是就留下了,要不然现在我就做不成老师了。

5、听说当年您和徐学鹿老师也会为一些专业的问题争论,而且还很激烈,是这样吗?

这个是正常的,徐老师很包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我的长辈,对我有恩就让我所有观点都听他的,而且他还很鼓励大家和他讨论,这种轻松的氛围让我的观点也可以自由发挥。大家的争论一般都是很热烈但是很和平的,很少有针锋相对的。经常是我就讲我的观点,他就讲他的观点,最后还是各持己见了。大家讨论起来都很激动,嗓门都会变大。

6、当您离开威尼斯赌场所有网站调去北大的时候徐老师很舍不得,当时您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时我想到的也是希翼能为自己做知识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但是我在商学院工作了12年,对它我是一直怀有感激的,不管是环境还是同事,都给我很多帮助。我觉得商学院这个学校充满了活力,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校,而且这所学校特别注意对年轻老师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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